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，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……织密社会安全风险防控网，切实维护社会稳定。防范重大风险就是维护国家和社会的稳定。关于稳定的重要意义，我们党一直都在强调。即便是进入到改革开放的时代，将改革开放放在尤其突出地位的同时，也将保持稳定始终作为一个重大的、根本性的问题来抓。邓小平同志强调，“稳定压倒一切”，稳定是中国发展的首要前提，没有稳定的环境，什么都搞不成，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。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的召开，主题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，但前提仍然是必须保持稳定。改革是关系发展动力的问题，保持稳定则是关系发展长远的问题，而且保持稳定是更具有底线意义的问题，这是改革和稳定之间正确的辩证法。

今天我们的社会处于系统的转型时期。在这一时期，改革会促进社会的发展，同时也会带来社会关系的重塑，以及社会结构的重组，乃至利益格局的重大调整，因此改革也必然会伴随着社会矛盾的多发。这就是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的时代背景。应对风险，我们可用的手段多种多样，政治的、经济的、文化的、法治的等都是必需的，针对特定风险用特定手段可能会更加有效。法治并不是万能药，也不能对所有风险问题起到药到病除的效果，承认这一点是一种从实际出发解决问题的务实态度。但是，我们也应该看到，法治是我们系统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的最底层、最长远、最终极的手段，承认这一点是一种解决问题的实事求是的态度。法治无疑是我们社会发展可以行稳致远的“压舱石”。

首先，法律在凝聚社会共识上具有强大的优势。重大风险的形成，往往是因为该风险领域中的共识撕裂，而消除风险的过程就是一个新的共识再形成的过程。在法治社会中，法律是不同利益群体在面对矛盾时，寻求共同价值目标进行正和博弈的结果。面对全社会不同阶层和各种群体的诉求，法律通过收集最广泛的民意，通过民主协商程序，相互妥协，达到诉求兼顾，利益平衡，最终成为凝聚社会共识的“最大公约数”。因此每一部法律都是一个经过充分博弈的均衡解，是特定时期和特定条件下，对所要调整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矛盾形成的最优解决方案。这些解决方案能够迅速稳定化和普遍适用，从而极大地节约社会无数次重复博弈的成本。社会共识和社会矛盾是一对直接的反比例关系，社会共识多了，重大风险也就少了。

其次，法治发挥着维护各领域稳定的基础作用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：第一，法治天生就代表着公平正义，且能够保障社会的公平正义，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是实现社会稳定和人民安居乐业的前提。第二，法治能够规范社会行为，维护社会秩序，通过明确的规范引导人们的行为，减少社会的冲突和混乱。依序而行，依法而治，是社会和谐稳定的保证。第三，法治能够制定并维护市场经济规则，调节并修复市场经济关系，稳定市场交易预期，保护市场主体权益，从而激发市场活力，促进经济繁荣，所以“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”。

再次，法治具有保障规则实施的强制力。重大风险无论是防范和还是化解，所牵涉的利益关系和格局的调整，最终都需要依靠规则，不仅调整的过程需要有规则可依，而且调整后的结果也需要由规则确认，而法律无疑是最好的规则。法律与一般规则最大的不同，在于它是整个社会的公约，而且是带有国家强制力的全社会公约，它要求全民严格遵守，因此法律具有强制力自无需多言。某种程度上，法律具有“最好”的强制力，因为法律代表了广泛的社会共识，在适用上具有持久的稳定性，在内容上具有无差别的普适性，并且在实体上和程序上还能够提供双重的权利保障。法律公平性和公信力的基因，使它能够成为全民信仰。从这个意义上讲，在法治社会中，一定是法律的国家公信成就了法律的国家权威，而非法律的国家权威造就了法律的国家公信，正是因为法律的强制力是建立在国家的公信力之上的，所以才能够被称之为“最好”的强制力。只要法治成为全民信仰、国之权威，行法治而治国，那么法治一定是国家治理中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的重要手段。